清朝行商：做生意难 退出也难 地位低下

在古代的封建社会，商人的步履始终艰难。统治阶级的“重农抑商”政策，犹如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让商人们在清朝的商行中前行如履薄冰。

清与外国人的交易，有着独特的规矩。官方并不直接与外商接触，而是通过民间的行商进行贸易往来。广东的“十三行”，便是这一制度的产物。这些行商，既是利润的追求者，也是官方的代表，负责收取外商的税费，并担保外国人的合法经营。这样的生意并非想象中那么美好，其垄断性质背后，隐藏着无数挑战与风险。

在1760至1843年间，广州的洋行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然而许多都在短短几年内黯然倒闭。并非他们不懂经营，而是因为行商的生存环境充满了不确定性。清的规定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悬在行商的头顶。一旦发现外商违规，负有担保责任的行商将面临巨额罚款，甚至可能达到货税的50至100倍。

怡和行曾遭遇的一次罚款事件令人印象深刻。仅仅因为船上会计员携带了几对私人手表上岸，便被认定为偷税漏税，罚款数额高达50倍。除了这些随意的罚款，每逢灾荒、官员的生日等特殊时刻，行商更是如同被榨取的柠檬，被官方要求“捐输”。在1773至1835年间，行商向朝廷捐献的银两超过500万两，其中怡和行一家的捐款就高达50万两。

到了清朝后期，战火连天，每一次战败都伴随着巨额的赔款。行商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了官员眼中的肥羊。伍秉鉴作为一位成功的行商，曾面临被迫交纳巨额赎城费和赔偿款的困境。他甚至曾尝试退休，却遭到官方的拒绝和打压。他表达了移民美国的愿望，因为他渴望摆脱官员的剥削和压迫。他曾写信给美国的友人表达这一想法：“如果我现在是青年，我会考虑移民美国。”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想法，更是他对清朝官场腐败的不满和对商业环境的失望。

在清朝那种不讲规则的社会环境下，官与商的关系扭曲而复杂。商人按照国家规定纳税后本应是自由经营的身份但在清朝官员的手中他们的命运如同砧板上的肉任人宰割即使商人赚得金山银山只要官员想要就能轻易剥夺他们的财富。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不仅让商人苦不堪言也让整个社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商业环境的恶化导致商业活动受阻阻碍了社会财富的积累削弱了国家的实力。当官员贪婪的刀子落在商人身上时整个社会都会感受到疼痛。因此清朝官员对商人的剥削不仅损害了商人的利益也让国家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和潜力导致国家的衰落和落后。